??? 迄今為止，中國有確切紀年的歷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為了解決夏商周斷代問題,，中國政府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決定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試圖通過采用考古開發(fā),、文獻解讀和現(xiàn)代化的碳十四年代測定技術(shù)攻克這一難題,。在不同領(lǐng)域的專家學者們的共同努力下，2000年11月9日,，課題組領(lǐng)導(dǎo)和首席科學家們在北京正式舉行“夏商周斷代工程階段性成果新聞發(fā)布會,，從而給出了“三代”紀年的一個大概框架：

夏：??? 公元前2070年-1600年

?商：??? 公元前1600年-1046年

西周：? 公元前1046年-771年

??? 當然，由于近百年來中國考古學取得的成績,，商后期到西周這段時間的年代區(qū)分比較詳細一些,，商前期至夏始年的年代確定由于文獻記載的分歧和碳十四測年技術(shù)本身的誤差范圍的存在，還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 然而,，在國際漢學界，夏朝到底存在不存在,？是神話還是歷史,？這些問題始終還都是疑問。在國內(nèi)史學界,，夏朝的文字在哪里,？夏朝的都城在哪里？這些問題也在時時地困擾著相關(guān)的學者們,。

??? 筆者最近在《也談古漢語系詞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一文當中對于陶寺遺存當中的一個殘破扁壺上的文字進行了識讀,，2007年6月22日晚上，筆者在閱讀由李學勤主編,、孟世凱副主編,、詹子慶寫作的《夏史與夏代文明》[1]一書的第四章時，突然受到啟發(fā),，發(fā)現(xiàn)這個殘破扁壺應(yīng)該是大禹家族或國號相關(guān)的物品,，那么，發(fā)現(xiàn)這個物品的地點附近就一定是早期夏人的主要活動區(qū)域,，而陶寺附近發(fā)現(xiàn)的都城,，應(yīng)與大禹有關(guān)。

??? 如果這些結(jié)論成立,，那么,，測定扁壺及其發(fā)現(xiàn)地的其他物品的碳十四含量，就有可能得到更可靠的夏始年的測年結(jié)果,，關(guān)于夏朝的“神話說”就會破產(chǎn),，相關(guān)的歷史文獻的可信度就會大大提高。

（一） 為什么說扁壺是大禹的家族用品,？

??? 對于陶寺文化這個扁壺上的兩個字,，學界對于“文”字的釋讀早已沒有疑問,，但是，對另外一個“字符”的釋讀則自出土的二十多年來始終沒有結(jié)果,，一直被當作一個“原始卦象符號” [2]來對待,。筆者認為，這個字是“是”字,，用為“氏”,，且早于“氏”，即應(yīng)為“氏”的本字,，字義來自古代先民的尊天崇日情節(jié),。[3]或者說，古人最早對于不同氏族的人們的區(qū)別就來自于“是”與“不是”的判斷,。

??? 筆者注意到,，《夏史與夏代文明》第四章引用了《大戴禮記?帝系》及《山海經(jīng)?海內(nèi)經(jīng)》的兩句話：

??? “顓頊產(chǎn)鯀，鯀產(chǎn)文命是為禹,。”（《大戴禮記?帝系》）

??? “皇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保ā渡胶＝?jīng)?海內(nèi)經(jīng)》）

??? 這兩句話當中的句讀很有學問,，大概是作者認為“鯀產(chǎn)文命是為禹”與“白馬是為鯀”不可以斷為“鯀產(chǎn)文命，是為禹”和“白馬,，是為鯀”,，所以就沒有加標點。筆者由于此前對“是”字的古義進行了研究,，認為上古作為判斷詞的“是”在用于句首時是具有“代詞+系詞”的特點的,，不是孤立的代詞，所以,，認為“是為禹”和“是為鯀”的句讀方式是有問題的,，現(xiàn)行的古漢語語法對于這一點的處理有誤解，但是,，像引文這樣干脆不加任何標點,，句意也是模糊的，所以,，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研究,。

? ??筆者感覺到，這里的“是”就應(yīng)該釋為“氏”,。于是核對了筆者手頭的《大戴禮記?帝系》原文：

??? 少典產(chǎn)軒轅,，是為黃帝,。黃帝產(chǎn)玄囂，玄囂產(chǎn)蟜極,，蟜極產(chǎn)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chǎn)放勳,，是為帝堯,。黃帝產(chǎn)昌意，昌意產(chǎn)高陽,，是為帝顓頊,。顓頊產(chǎn)窮蟬，窮蟬產(chǎn)敬康,，敬康產(chǎn)句芒,，句芒產(chǎn)蟜牛，蟜牛產(chǎn)瞽叟,。瞽叟產(chǎn)重華,，是為帝舜；及象產(chǎn)敖,。顓頊產(chǎn)鯀,，鯀產(chǎn)文命，是為禹,。黃帝居軒轅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chǎn)青陽及昌意,。……婁鯀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亶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疪，為戚章王,?！璠4]

??? 筆者將這段文字當中的“是”標為藍色；“氏”標為紅色,；“為”標為綠色,，是為了便于比較說明的緣故。應(yīng)該說明的是,，筆者為了說明問題,，只摘取足夠數(shù)量的有代表性文句,，引文有刪節(jié)。從文中可以看出,，“是”與“氏”是混用的,，那么，這里就有這樣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到底是“是”從“氏”還是“氏”從“是”呢,？這其實是一個古已有之的老大難問題,。王引之認為“謂之嫘祖”一句的“氏”應(yīng)該屬于下文，即：“氏產(chǎn)青陽”之“氏”讀為“是”,，這就等于將“氏”（是）當作代詞看待,。俞樾認為，上文有“是為帝嚳”,、“是為帝堯”的用法,，下文有“是為昆吾”、“是為參胡”的用法,，本篇“是”字共出現(xiàn)十一次,，都不假借“氏”字，為什么“是產(chǎn)”的“是”要假借“氏”字呢,？因此,，他認為這里的“氏”字應(yīng)該上讀（即放在所添加的逗號前面），稱為“嫘祖氏”為好,。該書的主要作者黃懷信先生認為,，這個“氏”不必讀為“是”,，從而否定了王引之等人的說法,，采用了俞樾的說法。

??? 筆者以為,，對于原文用“氏”的地方,，明確其不為“指示代詞”“是”是正確的，可是,，對于其他地方的十一個“是”,，確定其為“指示代詞”就有很大問題。從作者的句讀來看,，顯然是將“是”看作“指示代詞”了,，但是，正如筆者已經(jīng)指出的那樣,，上古的“是”從來不獨具“指示代詞”的作用,，而是在句首時起“代詞+系詞”的作用，那么,，“是為”放在一起就有兩個具有重復(fù)的“系詞”系詞功能的字同時出現(xiàn),，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筆者的結(jié)論是：所有的“是”都應(yīng)該“上讀”,，即文中所有的“是”都應(yīng)該釋為“氏”：

??? 少典產(chǎn)軒轅是（氏）,，為黃帝。黃帝產(chǎn)玄囂,，玄囂產(chǎn)蟜極,，蟜極產(chǎn)高辛是（氏），為帝嚳,。帝嚳產(chǎn)放勳是（氏）,，為帝堯。黃帝產(chǎn)昌意,，昌意產(chǎn)高陽是（氏）,，為帝顓頊。顓頊產(chǎn)窮蟬,，窮蟬產(chǎn)敬康,，敬康產(chǎn)句芒，句芒產(chǎn)蟜牛,，蟜牛產(chǎn)瞽叟,。瞽叟產(chǎn)重華是（氏），為帝舜,；及象產(chǎn)敖,。顓頊產(chǎn)鯀，鯀產(chǎn)文命是（氏）,，為禹,。黃帝居軒轅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chǎn)青陽及昌意?！瓓漉叧鲎孕芮?，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亶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疪,，為戚章王,。……

??? 現(xiàn)在讓我們把目光移回到陶寺的扁壺上來：這兩個字不是一個句子，而是一個詞組,，不可能為系詞,，說明這個“是”所起的作用與“氏”無異。從帝堯可以稱為陶唐氏,；帝舜可以稱為有虞氏等來看,，禹被稱為文命氏也無可厚非。史書上關(guān)于“XX氏”的稱法有些混亂,，比如《史記》有“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又說：“有土德之瑞,，故號皇帝,。”司馬遷將“軒轅”稱為“名”,，而將“黃帝”稱為“號”,，說明人們在漢代就有將古人名號混淆的傾向。比如,，對“少典”到底是人還是國號,，汪照引《索引》曰：“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筆者以為,，三代凡以“氏”（是）稱謂者,，都是古帝王的謚號，從《大戴禮記?帝系》上面的引文來看,，凡不是帝王的,，均不加“是”字,，就說明了這一點,。比如，對于禹的父親鯀就沒有加“是”,，說明這其中是有分寸的,。《史記》,、《尚書》和《大戴禮記》等文獻都認為禹“名”“文命”,，這絕不是偶然的、毫無根據(jù)的?！渡胶＝?jīng)》曾經(jīng)以神話的方式這樣描寫鯀和禹的治水過程：“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f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边@里兩次提到“命”，一次提到“令”（古“命”與“令”同源）,，說明“文命”不是禹的名字,，而是謚號，即禹的后人在禹逝世之后,，根據(jù)他的治水功績和當時人們的信仰,，用“文命”號之。許慎在《說文》中曾經(jīng)以：“錯畫也,，象交文”來解釋“文”,，被普遍理解為“文”字的筆畫具有交叉的特點，像交錯的花紋的樣子,。其實,，這是可以商榷的，“錯”通“措”,，“錯畫”完全可以理解為“想方設(shè)法以達到某種目的”的意思,。“象交”二字可以說明這一點：“象”是模擬,、效仿的意思,，交是托付的意思，因此“象交”就是“按照某人意旨完成某事”的意思,?！拔拿闭侵复笥淼囊簧凑铡暗邸钡闹家馔瓿闪酥嗡髽I(yè)的意思。如此來看,，傳說中的“燧人氏”,、“伏羲氏”、“神農(nóng)氏”都是“謚號”,，表明這幾個人的歷史功績,，而不是人名。王國維曾經(jīng)提出過考古學的“二重證據(jù)法”,，即傳世文獻與地下出土文物相互印證的方法,，為學界所廣泛接受,，我們不妨探討一下陶寺扁壺是否能夠起到這種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 由圖1可以看出,，扁壺在“文”和“是”之間恰好破損,，有一個比較大的缺口，我們完全可以推斷這里可能丟掉了一個字：“命”,。由于這個字處于扁壺的較窄的面上,，接近頸部又有較長的斜面，這個字的位置有可能較“文”偏下,。此外,，甲骨文“命”與“令”為同一個字：“ ”，“文命”實際上有可能是“文令”,。由于我們見不到實物,，只能從照片做一點探討，這就很有局限性,，然而,，這種探討也是必要的。圖2是圖1的局部,，用綠線圈起來的部分似乎存有紅色筆畫痕跡,，而且，這個痕跡與“命”字右上和右下部分的筆畫特點有一定的相關(guān)性,。

??在圖3中,，我們將其中的“文”字以1：1的比例復(fù)制到缺口處，這樣可以給我們一個大致的概念：我們說這里缺少一個字完全是可能的,。

???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扁壺上僅僅有兩個字，寫成陰陽文（有文章說“是”字也是“朱書”）似乎沒有太大的必要,；相反,，如果它上面有三個字，為了區(qū)別多字謚號與表示“氏”的“是”字的區(qū)別,，寫成陰陽文就順理成章了,。

（二） 為什么說陶寺附近是大禹曾經(jīng)住過的都城？

??? 如前所述,，中國有確切紀年的歷史僅可以上溯至西周共和元年,，所以，學界許多學者一度持有“東周以上無史”的觀點,。具體到一部“夏史”,，則更是長期處于“傳說”還是“信史”的混沌之中,。甚至連歷史上有否大禹其人也是有人持懷疑態(tài)度的,。顧頡剛先生就曾經(jīng)認為禹是九鼎上的一種動物，而不是人。

??? 關(guān)于夏人最早的活動地域,，也是眾說紛紜,。據(jù)《夏史與夏代文明》一書的介紹，關(guān)于這一點,，學界目前至少存在五種不同的觀點：豫西說,、晉南說、山東說,、東南地區(qū)說和四川說,。占主流的觀點是豫西說，這也是該書作者所贊同的觀點,，“其文獻依據(jù)是：《逸周書?度邑》（《史記?周本紀》同）：‘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侵敢了⒙逅g,。另外,，依據(jù)文獻‘禹居陽城’、‘禹居陽翟’說,，前者考證為今河南登封告成鎮(zhèn)（這里發(fā)現(xiàn)王城崗遺址,，出土印上‘陽城倉器’戳記的陶器），而后者考證為今河南禹州市,?？脊艑W家認為：豫西一帶分布著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遺址，它們都是屬于夏文化性質(zhì),?！?[5]關(guān)于其他幾種觀點，因為離題太遠,，筆者不予介紹,，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該書的有關(guān)章節(jié)。而對于晉南說,，筆者將在本人的論證當中一并敘及,。

??? 陶寺位于山西省襄汾縣境內(nèi)，正是“晉南”地界,。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襄汾陶寺遺址進行了發(fā)掘，獲得許多重大發(fā)現(xiàn),。朱乃誠用“‘王者’風范”,、“王氣”等詞匯來描述陶寺遺址墓主的地位,，因為僅在“1978-1985年的第一個發(fā)掘階段中就發(fā)現(xiàn)距今3950-4550年的墓葬1300多座，其中6座大墓（一說9座,，可能發(fā)現(xiàn)有先后所致——筆者注）的隨葬品,，有鼉鼓、土鼓,、特磬,、列刀、彩繪陶器,、彩繪龍紋陶盤,、彩繪木器等大批禮樂器”。[6]蘇秉琦指出,，陶寺遺址就是一處古城,，它所反映的社會發(fā)展水平是國內(nèi)其他同時期遺址所難于比擬的。[7]

??? 陶寺扁壺的年代當然也處于這個時間范圍之中,，如果我們能夠證明這個寫有“文（命）是”的扁壺就是大禹家族的用品,，那么，夏代的發(fā)源地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遺憾的是,，筆者沒有機會見到原物，手頭的資料無法說明它確切的出土地點,，是墓葬還是古城遺址,？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是前者,，我們有機會證明這個墓就是大禹墓,，而其他幾座大墓則有可能是其他五帝當中某些大人物的墓地，這樣,，夏文化的起源問題就水落石出了,。對于扁壺進行碳十四測年，則可以確定夏朝的大致起始年代,，因為一般認為是啟建立了夏朝,，而不是禹。

??? 以大半生時間致力于《尚書》研究的劉起釪先生是晉南說的積極倡導(dǎo)者,，他以雄厚的訓(xùn)詁功底對“夏”,、“華”、“華夏”,、“夏墟”等重要問題進行了考證,，針對許慎《說文解字》的“夏，中國之人也”,，他以雄辯的論據(jù)說明“夏是冀州之人”,，而且,，冀州的原始地境在晉南。這個結(jié)論排除了許慎之“中國”的廣泛概念,，將最初的中國文化發(fā)源地集中在一個相對小的范圍之內(nèi),，這應(yīng)該是符合四千年以前的實際情況的,。他進一步論證夏人西起晉南,，然后東進豫境，即夏文化的中心最早是在晉南,，后來才擴展到河南西部地區(qū),。《國語?周語下》認為：“其在有虞,，又崇伯鯀,。”韋昭在注中認為,，“崇”就是嵩山,，所以許多學者據(jù)此采納豫西說，劉起釪先生認為這是錯誤的,，他根據(jù)高煒,、高天麟、張海岱等學者的研究結(jié)果,，肯定所謂的“崇山”不是嵩山,，而是晉南襄汾東南的塔兒山。[8]

??? 關(guān)于陶寺遺存的族屬問題,，高煒認為：“陶寺類型文化是黃河中游文化搖籃固有的古老文化的延續(xù)和發(fā)展,。關(guān)于陶寺墓地的人骨鑒定，同樣證明了這一點,?！钡恰澳壳暗目脊挪牧线€不足以確定陶寺遺存的族屬，但有些出土物為探討族屬問題提供了線索,，其中以彩繪蟠龍?zhí)毡P最為重要,。從出土情況看，龍盤的規(guī)格很高,?！?[9]這說明，對于陶寺遺存,，大家都認為其不簡單,，有“王氣”，但是唯一缺乏的就是文字方面的證據(jù)：這個或這些王者是誰,？,。

??? 說起來,，陶寺扁壺的出土也有二、三十年了,，但是,，由于長時間以來，“是”字沒有被識別出來,，嚴重影響了陶寺遺存族屬問題的確定,，而今，我們已經(jīng)清楚這個“是”就是“氏”,，為陶寺族屬的確定找到了十分有利的證據(jù),。雖然我們現(xiàn)在還不能十分肯定“文（命）是”當中那個“命”在陶罐上存在，但是,，考慮到古人對帝王姓氏的尊重以及當時姓氏不可能復(fù)雜化（比如,，那時不可能有“百家姓”）的特殊情況，尤其是在一個相對廣泛的地域不可能有相互不認識的,、不知道有否親族關(guān)系的同姓人家的情況的前提下,，筆者認為一個“文”字也足以說明這個扁壺與大禹家族有直接的關(guān)系。在我們一直認為尚沒有找到夏文字的情況下,，僅有的兩個與“夏文字”直接相關(guān)的字竟然與大禹的別號有三分之二的相關(guān)度,，這是十分說明問題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時的文字普及程度一定相當有限,，能夠?qū)懗霾淮斡诩坠俏摹⒊單淖炙降摹拔摹弊趾途哂邢喈斒炀毝?、具有行書特征的“是”字的人,，一定不是一個簡單的“知識分子”，他必定是一個皇家御用的“知識分子”,。

??? 因此,，陶寺扁壺文字對于夏文化起源于晉南說來說，是一個比其他出土文物更為具有說服力的證據(jù),。反之,，其他發(fā)現(xiàn)對于陶寺扁壺為大禹家族用品說提供了輔助性的證據(jù)，因為它們無不顯示陶寺文化的“王者”特征,。

（三） 其他可能性

?? 這里講“其他可能性”,，不是對自己結(jié)論的一種懷疑或否定，而是指與本文結(jié)論可以兼容的某些其他可能性,。在距今3950-4550年這個為時長達600年的時間段中,，陶寺文化可以分為早、中、晚三期,，與大禹有關(guān)的歷史處于晚期,。因此，在大禹以前這里的歷史是什么樣子的,？學者們對此也有不同的猜測,。

??? 王文清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撰文指出，陶寺遺存可能是陶唐文化遺存,，也就是說,，陶寺文化可能與帝堯的時代有關(guān)。他認為,，陶寺遺存的地望,、年代和陶唐氏的地望,、年代基本相符[10],。作者從多方面對此進行了論證，現(xiàn)在看來,，在同一個地望,、600年的時間里，如果說禹的祖先也曾經(jīng)生活在這里,，當然毫不過分,。

??? 潘繼安最近在《考古與文物》發(fā)表一篇題為《陶寺遺址為皇帝及帝嚳之都考》，文章以“堯都平陽”說為標的,，列出多種“證據(jù)”對其進行否定,，并從多方面論證陶寺遺存為皇帝及帝嚳之都。[11] 按照《中國歷史演變長卷圖示》[12]的標示,，從黃帝到禹之間,，也不過歷時400年左右，根據(jù)《大戴禮記?帝系》的世系關(guān)系推算,，時間更短,，因此筆者以為，重要的不是爭論陶寺遺存到底屬于黃帝,、帝嚳,、堯、舜還是禹,，而應(yīng)該致力于分清哪一期的哪些文物屬于這些帝王當中的哪一位所在的時代,。

（四） 結(jié)論

??? 在認識了陶寺扁壺上的“是”字的基礎(chǔ)上，筆者結(jié)合傳世文獻的記載,，認為該扁壺上的字應(yīng)該是“文（命）是”,，即大禹的別（謚）號“文命氏”；在此基礎(chǔ)上,，結(jié)合其他學者的夏文化始于晉南說,，認為其他考古發(fā)現(xiàn)和扁壺上的文字支持這一觀點,。不僅如此，各種關(guān)系在時間和地點上也是出奇地互相吻合,，這實在是難能可貴,。通過這樣的論證，我們可以知道許多傳世文獻關(guān)于黃帝,、堯,、舜、禹的記載是可信的,。本研究對于進一步確定夏商周歷史紀年有促進作用,，對于確定上古中國文化的發(fā)源地有很大的積極意義。

?

[1]詹子慶：《夏史與夏代文明》,，上?？茖W技術(shù)文獻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61-71頁

[2]鄭若葵：《解字說文》,，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82頁

[3]王連成：《也談古漢語系詞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簡帛研究網(wǎng)站（http://www.jianbo.org）2007年7月17日

[4]黃懷信主撰,；孔立德,、周海生參撰：《大戴禮記匯校集注》下，三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777-806頁

[5]同[1],，第12頁

[6]朱乃誠：《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0頁

[7]蘇秉琦：《談“晉文化”考古》,，《文物與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8]劉起釪：《由夏族原居地縱論夏文化始于晉南》,，《華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2頁

[9]高煒：《試論陶寺遺址和陶寺類型龍山文化》,，《華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頁

[10]王文清：《陶寺遺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遺存》,，華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123頁

[11]潘繼安：《陶寺遺址為皇帝及帝嚳之都考》,，《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1期，第56-61頁

[12]張伯鎮(zhèn)編著：《中國歷史演變長卷圖示》，成都地圖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頁

[2007年6月24日16：53初稿]